以曼哈顿工程为标志，这种科研新范式迅速发展，甚至有走火入魔的危险。过度的实用主义和对政客与资本家的过多依赖可能损害美国科学的长远发展，在这种语境下，布什的报告起到了某种“平衡”的作用。

因此，我们最好把劳伦斯的经验和布什的理想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在新的时代，科学家不得不走出象牙塔，放下身段，和政治、和资本媾和;另一方面，传统的自由、独立的科学精神仍没有过时。

一方面，他得益于美国二战前后对军工业的大力扶持，这种模式对于其他学科，或者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就未必是最合适的。

劳伦斯自己也反思是实验室的文化出了问题，“将提高回旋加速器的性能作为首要任务，纵容了草率和疏忽的实验室工作作风”。无疑，过于追求技术细节和实际成效的实用主义文化，在许多时候妨碍了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远见和洞察力。

要坚持自由独立的科学精神，就不能对科学研究已然卷入名利场这一实情视而不见，必须正视科学、资本、政治已然形成“复合体”这一复杂现实。在此前提下，再去努力发扬科学精神，让自由求知的科学文化与复杂的名利环境保持平衡。

Complex是“复杂”的意思，这里也可以译作“复合体”，但之所以需要“复合体”，恰恰就是因为科学研究变得日益复杂--“在劳伦斯的辐射实验室里，核心装置--回旋加速器在技术上是如此复杂，操作上又是如此容易失灵，以至于需要专职工程技术人员时刻保持警惕。”

说起美国的科研环境或科技政策，我们通常第一个想到范内瓦·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这是1945年布什给时任总统罗斯福的一份报告。

当然，另一方面布什也是在为科学家争取更大的权力，希望政府在保持资金投入的同时放权给科学家自我管理。

布什的报告确实影响深远，但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份报告，而脱离美国科技史的历史语境的话，很可能会对美国的科学政策和文化产生误判。

因此，劳伦斯的学术生涯自始至终都在应对各种资金问题。例如在初始阶段他就向朋友解释:“这项工作已经推进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困难不再是实验性质的，而是资金方面的。”

劳伦斯是一个社交达人和出色的管理者，而实用主义的美国文化或许给他提供了支持和机会。有学者评价说:“正是欧内斯特·劳伦斯，将加速器实验室的工程师的地位提高到与物理学家同等的地位。相比之下，欧洲的物理学家则‘倾向于躲避工程技术上肮脏的细节'。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在加速器技术方面会落后于美国。”

事实上在1945年之前的十余年间，美国正在形成一种独具美国特色的新科学范式，这种新范式与欧洲传统的科学文化大相径庭。

首先，从科学原理上，它结合了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以至于最杰出的理论家和最能干的实验家都不能独立地搞定它。劳伦斯作为实验家，找到了美国最好的理论家搭档奥本海默携手互助才打开了局面。

如何管理和协调包含科学家、实验家、实习学生和普通劳工等身份和文化各异的庞大团队，就成了“大科学”研究的必要环节。从此，杰出的科学领袖不再只是心无旁骛醉心研究，而不得不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乃至经营者。

物理学家阿尔瓦雷斯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纪念馆写道:“他将作为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被人们永远铭记，但更重要的是，他应该作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发明者被人们记住。”

副标题中的“军工产业”是对“大科学”的注释，英文是“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中译其实是把Complex整个丢掉了。

无论是沽名钓誉还是出于对团队的责任感，劳伦斯毕生都周旋于各种功名利禄的事务，直到生命的最后时间还在忙于准备与苏联外交官交锋，最终拖垮了身体。

文章来源：《环境科学研究》 网址: http://www.hjkxyj.cn/zonghexinwen/2022/0920/688.html